昨天在一位师兄的博客上看到一个词,“学术本土化”,这是几乎所有现在中国,或是不在中国的中国学者与学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浙大海归自杀博士后与北京摆地摊海归博士后正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员,相信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还是希望在海外的高级科研人员回国的,这也是中国在将来过渡到拥有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系必经之路。
讲到本土化,就说明中国的学术体系与西方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在浙大自杀博士后的遗言里写的一清二楚,那就是中国学术界具有压力大,竞争大,不规范竞争多的特点。从这几点就能看出来,浙大博士后的自杀多是由于生活上的压力,或是工作上的压力,而学术压力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影子。我想,很难将他们的境遇与学术本身的中国化联系到一起。
那么,真的存在学术本身的本土化吗?自杀的博士后和摆地摊的博士后都是从事理工科研究的,那么在他们的领域中几乎不从在本土化的问题,在美国的科学定律在中国也是一样,这是理工科作为精确科学的基本。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也许就是一种语言上的差异,莫非就是把一些专业知识翻译为汉语的问题而已。这样讲的话,对于理工科研究来说,不存在学术本土化的问题。相反,社会科学方面由于考虑到环境的不同,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等重要变量发生了变化,这就需要一个学术本土化的过程。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基本包括引进来、消化、发展几个阶段。我相信对于很多社会、人文科学的学者来说,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机遇,而不是一种痛。国内早期成长起来的学者也都或多或少受益于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并在国内的学术界占得先机,逐渐形成一座座山头。
既然对于科学来说,不存在对学术本身的本土化问题,那么学术本土化就不成一个命题。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对学术本身的探讨中,学术对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马克思韦伯曾经就学术作为一种志向做过分析,他认为学术应该是一个工作,和政治家、企业家一样的工作,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学术本土化过程应该理解成学术生活的本土化过程。由于中国生活方式、社会形态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学术生活本土化的过长将是一个痛苦而不可避免的过程。
大多数的海外博士都至少在异国他乡渡过了五六年的光阴,而出国时多是本科刚刚毕业的阶段。这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家长和学校的庇护之下的中国学生来说,是第一次被迫开始学习如何独自生活的过程,也是他们生活方式成型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形成的习惯将会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在海外打拼的博士们来说,奖学金的支持和较为宽松的研究环境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在回国之前有压力,但是相信,对大多数海外博士来说这种压力更多的是在研究方面,而且是一些可以经过工作上的努力去不断消除的压力。
但是,对于在毕业后选择回国的博士来说,这种压力将会在一瞬间发生转变,由工作上的压力增加为生活上的压力。这种转变的剧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初到国外时的那种转变,首先,对一个刚刚出国的留学生来说,往往是带着一种乐观,好奇的态度去观察周围,即使在短时间内遇到一些挫折,也往往是由于语言上的原因等。再加上一出国就投入到高强度的学习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这种压力,并且在不知不觉之中适应起来。其次,初到国外大家往往会在一个毫无利益冲突的团体中生活,在一起扎堆的中国留学生相信也不是为了和同伴争个什么才在一起。这两点与回国和参加工作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对大多数海归来说,回国就意味着开始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一下子要面对来自多各方面的压力,再加上对国内科研体系不够了解,这种压力会在一瞬间爆发。
对于在国外闯荡了多年的海归博士们来说,这种痛或许会成为一种难言之隐,相较微薄的收入,来自工作的压力,家人给予的厚望,对自己的要求过高,复杂的工作环境,这一切都有可能称为心里超负荷的诱因。
总而言之,学术本土化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国内学术界抢占山头的过程和适应国内学术生活环境的过程。有苦有乐,没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就不要加入到这个过程中来。如果下定决心回国发展,那么在国外的几年应坚持对国内学术动态的了解,多回国看看,多于国内的研究团队合作,为将来进入这个融入到这个新的环境中做好准备。即使国内的学术水平在大多数领域暂时出于发展阶段,相较西方国家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这并不代表国内学术界的评价体系水平较低。相反而言,国内大多数大学都具有一个相对完善的评价体系,对学术成果的要求较高。当然,这是基本国情,在几乎所有行业都是狼多肉少,所以对于狼们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不是抱怨肉少的境遇,而是不断的锻炼和成熟自己。
最后,如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回国就不要进入学术体系,换个领域闯一闯,或者是在国外发展都是很好的选择。记住,虽然要不断的激励自己,告诫自己成功路上不能后退,但是,人生永远都是有退路的,若不能进,则静,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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