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读书法：兼论读书量与著述的关系 钱冠连教授
转自： http://www.clal.org.cn/personal/glqian/DSF.HTM
今天在研习方法论时遇到abductive一词，几经思考始终不能得到一个好的汉语翻译，后借用google在网上寻找国内学者译法，在网上看到了钱老师关于这种研究方法的课件。该课件十分系统，简约的阐述了事实-假设-求证法的主要观点，以及方法论基础，并且给出了这个恰到好处的翻译，形象的诠释了abductive方法的主要内涵。
于是顺藤摸瓜，在网上找到了钱老师的个人主页，并且为钱老师《研究型读书法》一文所吸引，连读三遍，受益匪浅，诚然是本人看到的最好的读书方法之一。不忍转载于此，以共勉之，望钱老师能够谅解，切望能够于广大青年学者丝许帮助。
钱老师四写一对照的读书方式，以及选读经典的读书标准为我们阅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程序。忆及自己虽然多次阅读经济学经典读物，但由于没能完成记载与批注导致这些阅读的成果随着时间付之东流。加之当时没能够系统的记录下来自己的感受，更是将读书局限于读书的层面，而忽视了读书为基础的创作过程。对钱老师提出来的对照的方法，自己也是颇有感触，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几乎所有的理论皆出于外文论著，虽有国内学者孜孜不倦进行翻译，但这个过程中往往会丢失一些原著中精髓。对于概念的理解与翻译更是如此，有时在遇到一个关键概念时，会在国内找到好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每个译者从自身的研究领域以及知识积累出发给出一个翻译，但是究竟谁家酒香这个问题还是要经过自己的阅读才能体会的。也只有经过这个比较对照的过程，才能总结，归纳出自己所认为全面，系统，直观的概念翻译，以及解释，以便在日后的写作时使用。
从读书到写作，这是每个学者都不可鱼跃的学习过程，但是之间关系如何，又难以把握。钱老师在文中提出创作与读书质量有关，而与数量无关。他认为只有把一本书挖透，就像把吃进去的谷物吸收，转化为血液才可以。从从钱老师个人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基于对一本，或几本经典的深读，亦能完成良好的创作。并且，只有完成了这个深读的过程，才能保证创作的质量。在读书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思考，思考可以被认为是创作的开始，创作过程的一部分。钱老师还举例说明了他是如何通过阅读来进行思考，整理出创作的提纲和主要思想的。
钱老师还提出，读书需要有一个计划。我认为这个计划应该以自己的研究领域为核心，向外发散。也就是说选定经典进行深入阅读的同时，还需要对自己所在领域可能遇到的相关学科的经典进行阅读，使自己具备一个基本的研究知识体系。另外，对于辅助阅读也需要加强，特别是对一些有可能与自己研究领域不相干的学科的阅读能够丰富我们的知识，以使我们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常识体系。
最后，总而言之，就是要读好书，精读书，多读书，以免自己的人生欠读书帐。
一、读什么？
选定经典。何以认证经典身份？学术共同体公认，因而引用率高；通过时间考验，因而有久远隔代的读者。
这一步正，为大正。经典为人类文明的主脉，以此养生，为苦短人生节约了时间与精力，等于延长了生命。这一步错，就虚掷一小段生命。
选对了书，就是一网打尽该领域里最核心、最常用的术语，就是抓住了一个领域里最基本的信息。因为经典必然集中了该领域里最核心、最常用、最前沿的术语，--术语就是一个学科的结晶。掌握了这一套术语，就意味着进了门，就具备了该行业该领域里的专门知识。
二、怎么读？
如磋如磨如雕如刻。经典是这样形成的，也应该这样读才能找回经典的神与骨。读书开始就走上研究的过程。
一写：以每一自然段为单位，读它三、四遍，确信懂了，将每一段的段落主题用汉语或用英语写出边批，以备回头利用。这一写，可算解读开始，不必急，进行下去，就会融汇与贯通全书。没有融汇与贯通，不算真读懂。
二写：对每一自然段，受到什么启发？有什么新的感悟？碰出了什么新的思想火花？写下来，留作边批（用铅笔作批，以便日后发觉错了可以擦去重写），以备回头利用，即在日后编写讲稿与著述时，利用这些边批作为创造的线索。这相当于别人做的读书卡。别人的做的读书卡是与原书分开放存，而我就放在书上。放在原书之上最大的好处，就是利用现存的原文的句子、语境、页码，回头利用时不歪曲原文，理解准确，以备将来正式著述时写下准确的出处。这是最宝贵的一写一批，往往伴之以无以名状的激动与写作冲动。但写作冲动我则坚决地压下(因为整个过程尚未完结)。另外，倘无新的思想启发，就不必强写强批。可是必须有这个训练自己的意识，才能渐渐地做到新的思想感悟多起来。
三写：在妙句、妙例、妙论证旁边，留下自己设计的符号与标志（如将主题句、结论句用红色下线，将自己从未见过的巧妙的英文表达式用全绿覆盖），以备回头利用。
四写：如果有疑问（对原文有置疑或不懂），留下问号，以备回头弄清楚。
最后一步：如果找到英文原本的中译本，逐句与原本校对一遍。这样，既纠正我自己原先的误批，也纠正中译本的误译，对真正弄懂原文，颇有裨益。如我读完AESTHETICS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之后，找到了朱光潜的中译本，读完Martinich: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aria Baghramian: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之后，找来了牟博等三人的中译本，对比读了一遍。这样对比读下来，使自己对一本书的解读得到了痛快淋漓地再一次确证，由此更相信自己在第二步所作的新发现是一种真正的新发现。
四写一对照本身近乎研究，因此，这样读法可称之为研究型读书法。
一时读一经典，勿旁及。
这样读岂不很慢很慢？这样磋、磨、雕、刻下来，通过四写（四批）一对照，通篇批语无异于形成了基本成型的讲课、讲座、有创意的论文与专著的提纲（详见后文）。四大提纲生成了，怎能说是慢？
对经典之作，不以时间绝对值计快慢。吸收好与成效高，便是快。不停不辍，就是快。
三、读出什么果？
第一，看得见的果。
1993年之前，选了AESTHETICS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与《科学美学思想史》（徐纪敏，湖南人民出版社）为两部经典读本，先后磋磨雕刻即取研究型读书法，利用两书的边批为基础，演绎出我自己的《美学语言学》（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1997年之前，在语用学的研究方面，我对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of Pragmatics与中国禅宗及刘勰《文心雕龙》，采取了研究型读书法，对Grice: Logic and conversation, Levinson: Pragmatics,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近50年内世界最重要的12本哲学大作第8本) 采取了粗读，两方面的得益，使我写出了《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此书不是根据一、两本经典演绎出来，它是以几千张卡片的汉语语料归纳出一个体系。
2002年之前，以《宇宙全息律》（王存臻严春友）及《生物全息律》（论文，张颖清）为两种经典读本，演绎出我自己的《语言全息论》（商务印书馆，2002）。
2005年之前，以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为经典读本，发展出《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商务印书馆，2005）
必须说明，写出四部书（还包括语用学、西方语言哲学与工具性语言研究方面的论文），虽然研究型读书法作出了明显的作用，其他众多的辅助性阅读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读别人的书，写出有自己思想的书，正是研究型读书法的结果。
至此，读者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藏书少，读书亦少，怎么能够凭着基本上是读一本或两本经典就能引发出、演绎出一本专著（和一些论文）？对此问的回答，将在第五个部分“一定要阅读很多书才能进入著述吗？”作出。
研究型读书法的长处正在于，一本书读完了，有创意的论文与专著的基本提纲也就完成了。因为此法的第二步就是反复训练如何引发新鲜思想。
第二，看不见的果。
如此一个时期选定一经典，除了上述例举的经典读本之外，我还用磋、磨、雕、刻与四写（四批）一对照的方法（研究型读书法），先后读过老子（及其外围书群的辅读）、庄子（及其外围书群的辅读）、洪应明（明代）《菜根谭》、钱锺书《管锥编》及《谈艺录》（及其外围书群的辅读）、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西方哲学名著）,Martinich: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西语哲著名选本）, Maria Baghramian：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西语哲著名选本），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近50年内世界最重要的12本哲学大作第一本)。
对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王宗炎、桂诗春、胡壮麟、刑福义、陆剑明的作品，我都分别用心地读过。精读过这些作品之后，虽然没有演绎出专著，却使攻读者有了语用学与西方语言哲学方面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都浸润在所有论文、讲解中。更重要的是，使攻读者的makings, quality and disposition 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2006年末，我选定Quine：Word and Object（12本哲学大作第2本)作为经典，如法炮制，接着找到中译本互校，调整了我的段落主题，纠正了误解，印证了我的某些边批中的思想，也发现中译本不少误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绝无旁及。我无法预计将有什么可见的成果，但凭我依稀感觉，这个本子读完之后，还可以作一些档次更高的工作。
鄙人跌跌撞撞进70，如果假以十年，我将选定近12本哲学大作中的另外5本(尽量靠近语言哲学)接着读下去：Peter Strawson: 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Saul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 (以前只读过它的片断)，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以前不是磋磨雕刻地读,要补上)，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以前当语用学读是不对的，要当哲学读感觉才对路), M.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对这些经典的攻读，比喻为吃下去的饭，最后变成了血液。血液向全身机构输送了氧气与营养。但不知道哪一滴血是由哪一口饭变来的。结论是：每一口饭都有用，要一口一口地吃下去。
读过的东西，无成果见之于世，但改变了、拓展了、澄清了人对世界的看法。这种用是大用。大用无形。
四、辅读用在何时何处？
辅读的特点是不必磋磨雕刻，但并不求快。而且以读经典至少是名著为主。读经典是主读，好比造定人的骨架；辅读好比输给人以血肉。没经典式的主读，就永远别想进专业之门；没辅读，就没有了大视野，没有了合理的知识结构，也就没有新的发现。大视野与合理知识结构，在我们处理具体学术问题时，准时现身，瞬间出场。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下文将提供我个人的辅读信息作为附录，它绝不是一个语言学学者的必读书目，更不是典范。
这里有一个检讨：对比两个时期的读书，即学生十年付诸文学名著与50多岁后转攻西方哲学，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对口的。这种不对口是普遍的、符合规律的现象：兴趣、志向是可以转移的。另外，那时也曾试过，但很怕数学，因之却步。而50多岁后转攻哲学，完全是因为语用学这个分析哲学的儿子把我带到了他老子的面前。既逼近了（西方的）分析哲学，就入迷了。虽然我的逻辑与数学不强，但其他的读书所得，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中国哲学、美学、中国禅宗、国学尤其是语言学，还是对西方哲学大有助益的。
我的读书状态，可用四句话概括：一、低档书读得少（这是幸运）；二、辅读书与经典书读得也少；三、读完一本经典，新的思想也就跟着出来了；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阅读比研究型的阅读多得多。
我读书甚少，也有两个客观原因：年轻气旺正是黄金读书时节，不幸的是，正值我27-37岁之间，文革十年不让读。人生能有几个十年！第二个客观原因是，学外语的人，要用相当多的时间与脑力花在语言形式上（大学二年俄语听说读写刚刚过关，就转攻英语），没有时间多读语言学之外的书啊。
读书欠账，这是我的（也许是我那一代人的）人生帐本上的一大赤字。
五、一定要阅读很多书才能进入著述吗？
之所以不以读书数量少为露怯，是想说明：读书数量多，虽然很重要，但不是著述的前提。著述的前提是独创性思想的冲动。比如，有新句子“语言使人自己出场”、“语言是人类最后的家园”）、有新理论“言语美与语言美的生成机制”、“语言全息率”）的冲动。读书的意义在于引发读书人新思想或者有助于他形成高素质与大视野。而研究型读书法的长处就在于反复训练如何引发新鲜思想。
读书与写作虽然有紧密联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奉行两种不同的规律。读书是研究别人如何表述新思想，写作是自己如何表述新思想。二者相同者，从“如何表述新思想”着手；相异者有三：读书是体验，而写作是实行；读书是输入、吸收，而写作是输出、显现，输入与输出，吸收与显现的规律不一样；写作的难度大大超出读书，因为写作对人的综合素质的要求与应具备的充分条件苛于读书。（本文不深究）
可以猜想，在远古的条件下，李耳（老聃）在写出《老子》（即《道德经》） 之前，庄周写出《庄子》之前，不要说不可能把他们以前的书都读尽，连多读恐怕也做不到。尤其具有挑战性的是，未读过的永远比读过的多得多，要是等到全部经典都读完了再去著述，恐怕就在事实上取消了著述。因为一个人就是借得十个纪晓岚的记忆力也读不完中国的四库全书与外国的经典。
认识上面这一点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读书数量不多的少年作家、青年科研人员、中年学者也可以写出好的甚至很不错的作品，而读书数量相当多的人，也可能没有独创性思想写作冲动，这就形成了蒙恬所说“久读者不被读”（据金岳霖转述）的情形。不消说，非常普遍的情形是，读书数量多又有独特思想见地的人写出了非常好的作品。另外，读书也可以只是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而不必写作或叙述，这类情形也忒多。一句话，年纪轻阅读数量不多，虽然也阻碍了写作，但不是写作的首要障碍，写作的首要障碍是缺少独创性思想的冲动。这又回到了先前的命题：读书数量多，虽然很重要，但不是著述的前提。著述的前提是独创性思想的冲动。
勿叹无可奈何人生短，惟盼有所作为事业长。
附录：辅读情况。
我的辅读，在中学至大学十年间，阅读过不少的中外世界文学名著，包括四大文学古国，即中国的（四大名著在高中时业已读完）、法国的（主要是傅雷的一套译本，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等）、俄国的（相当多的俄语版本，印象最深的是普希金、托尔斯泰与契柯夫等等）、英国的（大部分读过的东西都可在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 里找到）世界级文学名著。大学毕业之后，先后读过的最有印象的文学名著是魯迅全集（文学、杂文、演讲、论述与书信）、郭沫若多种、沈从文两种、冰心两种、巴金多种、New Testament（三遍）, Best British and American Short Stories (两卷本),Sherlock Homes, Gone with the Wind (上), Scarlett（下）以及在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中的相当一部分。
此后，我读过一点儿自然科学，从普及式《十万个为什么》到高级的《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到经典的《时间简史》，杨振宁不同时期的报告、演讲与论文（见诸《新华文摘》，如“美与物理学”）直到最近的《曙光集》（如：“对称与物理学”），还有一本《离散数学》。
读过一点儿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方面的名著，最令我震撼的是Van Loon: TOLERANCE，其余的有：林语堂、齐白石、徐悲鸿、丰子恺、黄永玉、侯宝林。
此外，哲学方面经典之作除上述之外，还读了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Fung Yu-Lan ),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Chan Hansen ),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冯友兰两本、胡适三本、Baltasar Gracian: The Art of Worldly Wisdom (英汉对照，辜正坤中译)。在美学方面，读过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李泽厚、蔡仪以及多年《新华文摘》上一些哲学与美学方面的论文。还读过中国禅宗（20薄卷，记得是为了写作《汉语文化语用学》）。
国学方面，我读过季羡林四种，陈演恪三种，王国维一种。
在语言学方面，我读过索绪尔《语言学教程》（中译本两遍）、刘勰《文心雕龙》、《古文观止》、《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吕叔湘两种、王力一种、赵元任两本、罗常培一本、陈望道以及葛传椝各一种以及启功一种，另外，国际语用学学会多年相赠的Pragmaticst 季刊（选读）。
大约十几年的《读书》杂志上的几乎全部文章，天文、地理、经济、哲学、法律、考古、社会学，林林总总，硬着头皮读。文章看似清谈，却是深刻得鞭辟入里，我一律生吞活剥，吸收的东西在写作《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时，时有出现。
我最差的阅读方面是，逻辑学读得太少，只有一本，且不是经典。因此之故，在语言哲学研究中，一碰到逻辑便发怵，心虚。
（2008-9-4白云山下）
博文
